中国古代茶税政策对茶叶发展的影响深远，不仅塑造了茶叶的生产流通体系，也深刻影响了茶文化的传播与经济格局。

唐代以前，茶叶多为民间自由交易，官府并未直接征税。但自中唐起，随着饮茶之风盛行，朝廷开始将茶叶纳入专卖体系。公元782年，唐德宗首次征收茶税，税率定为十分之一，史称“茶漆竹木之税”。这一政策虽增加了财政收入，却也导致民间私茶泛滥。

宋代实行“榷茶制”达到顶峰。官府在产茶区设立“山场”，茶农必须将茶叶卖给官方，再由官府加价专卖。王安石变法时推出的“茶马法”，更是将茶叶作为战略物资，用于交换战马。这种垄断政策虽然充实了国库，但压榨了茶农利益，迫使福建等地出现“舍茶种桑”的现象。

明代洪武年间，朱元璋废除元代的苛捐杂税，改行“茶引制”。商人缴纳茶税后获得茶引（专卖凭证），可自由购销茶叶。这一相对宽松的政策促使徽商、晋商等大商帮崛起，推动了普洱茶、六安茶等远销边疆。正德年间设立的“茶课司”，则首次实现茶叶税银化征收。

清代延续茶引制度，但雍正时期推行的“摊丁入亩”改革，将茶税并入田赋，客观上减轻了茶农负担。鸦片战争后，清政府在通商口岸征收“厘金税”，每担茶叶课税2.5两白银，高额税负导致华茶在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，间接促成印度红茶崛起。

纵观历史，茶税政策的松紧始终与茶叶兴衰紧密相连。合理的税制如唐宋茶马互市、明代茶引制，曾促进茶叶贸易繁荣；而苛税重敛则屡屡造成“园户逃散，茶园荒芜”。这些历史经验，至今仍值得深思。